继续实验:巫鸿、张小涛笔谈《迷雾》的创作和展览

 
 
巫鸿:我先提一个问题,由此来展开这次访谈,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你的这次展览,一是以你的动画电影为线索,另一个是以这个展览为线索,其中包括了电影、绘画、装置几个部分。你是否能够先谈一谈这个动画片—这应该是你这两年来最重要的作品,花了很大的精力。你是否能够说一下这个作品的构思和创作过程?特别是,作为画家出身的你为什么会转向电影并且做出这样大的投入?
张小涛:这个动画电影的视觉经验和心理空间的原点是90年代初我在四川美术学院上学期间对重庆钢铁厂的记忆,重庆黄桷坪有一种乡愁和工业化的相遇,9年以前我回重钢想找一些元素做作品,又怕掉入宏大叙事的俗套,一直在怀疑中。2002年我的工作室搬到了798厂,这里的迅速变化让我很自然的联想到了过去重钢的一些经验。2006年我做了第一件动画作品《夜》,初次做动画让我很兴奋,也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同时开始在构思动画《迷雾》的创作,两年之间我和助手们一起去重钢、西藏、深圳等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的数据报告。做动画需要和团队的默契配合,这次的合作经验对我以后的创作也很有启发,如何通过一个工作团队把艺术家的独特语言展现出来?后期也涉及到我和作曲家陈皓的合作,还有动画和音乐的同步关系,我们一直都在调整。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和工程。我的重点是在动画语言上的突破,尤其和李一凡的相遇,他的工作方法是四川画家少有的,这两年我们交流得很深入,他给我不少电影语言的重要影响。我希望作品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一时想出来的“点子”或“方案”,慢会更有意思。作品是思想、技术、心血、金钱的“炼丹”过程,去年我们来找您和冯博一谈展览计划时,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尤其这两年间一直在和策展人、艺术机构、工作团队、媒体、玩具厂、包工头等来回折腾,以及展览后期的资料整理、出版等工作更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绘画是我艺术语言的基本媒介,我想把我在绘画中找到的方法论转换在动画电影里,90年代末坚持绘画的艺术家并不多,那时候大家都显得不自信,感觉是新媒体的天下,我当时的坚持完全是来自童年对绘画的热爱。而今天因为艺术市场的火爆,绘画成为了“主流”,钱几乎成为了唯一的标准,这就变得很无聊了!我想偏离这个系统的主流话语,能做一些独立的实验和思考,我希望绘画受到其它媒介的影响,让绘画产生“抗体”。艺术家有了钱以后是继续投入在作品里还是消费?关键是我们为何花钱?印度艺术家SHEEBA CHHACHHI说:“有了钱,你就可以创作之前你只有梦里才能做到的作品。”这也是我想说的。动画对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新媒介语言的尝试,有一种未知的期待,我通过新的实验,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视觉经验来表达我的观念,并且也弥补了绘画语言相对的单一性,反过来,我又可以把动画语言的实践经验带回到绘画的实验中,这种影响是相互的。
巫鸿:很有意思,所以做这个电影对你来说有一种更大的意思,就是找回一种“实验”的感觉。你是否可以再具体谈一谈“实验”的内容有哪几个方面?在哪些方面比绘画语言有所扩充?而你长期以来形成的绘画语言对这个动画片又有什么作用?
张小涛:我把这种“实验”理解为跨学科、跨媒介的尝试,既是“思想实验”也是“技术实验”。面对新学科我感觉到知识的老化,所以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和电影。我希望用“坐标”去参照自己的工作,比如和徐天进、彭锋、王守常等老师们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做的主题为“古今一体,恒久当代”的《重生》展览,通过谈话、研讨会、社会调查等形式,讨论死亡、生命在不同时空中的价值呈现,我做了一个飞机廊桥的装置来链接博物馆户外中庭,试图和民国建筑、博物馆的藏品(嘎巴拉碗Kapala Bowl)对话,通过里外的人工造景,营造了一个时间通道。我和考古学家张建林老师的交流,让我了解了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尤其去年我带助手去萨迦寺(Sagya Monastery)采访他,实地拍摄北寺的废墟,让我不得不思考古典文明的“标本”在今天的意义。我还记得去年您对我提的很关键性意见,如何区别游戏和商业动画的语言模式?所以一开始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做这个片子,我在细胞、心脏、工厂之间寻找某种时空的联系,画家有处理现实和心理空间的丰富想象力,标准的动画电影对我的意义不大,我希望偏离传统电影中单一的叙事结构,处理了一些抽象性的空间来破坏电影中的完整性,构建一个多重叙事的空间。我用了大量的设计性语言,如图案化的迷宫、线状、点状的抽象视觉元素,打破动画中3D建模制造的镜像世界,抽象性的设计语言是我的心像。这次音画的同步关系还没有处理得好,主要是视听经验不够,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感和现代音乐的无调性的区别?以及音乐、音效、声音和动画语言的关系?这些新课题都是我要继续学习和思考的。
我很难说清楚具体在哪些方面对绘画语言有所扩充,也许是隐性的,未来会慢慢清楚。今天的新绘画大多数在符号化、绘画性、图像修辞学等方面绕来绕去,并没有在本质上突破。如果没有新学科知识的影响,很难让绘画获得新的维度。德国莱比锡绘画就是和设计、印刷、建筑等专业的交叉融合而产生的,并且也保留了社会主义美术学院的叙事性传统,被转换成新的视觉经验。我通过一些画家个案分析,带给我很多本质性的思考,如:艺术史和艺术家的关系、作品和现实的关系,语言学研究、图像分析和阐释让我了解到绘画背后的复杂语义,过去绘画是静态的观看方式,充满思考和智慧,而今天的绘画又是什么呢?今天到处充斥着视觉垃圾,绘画是新的观看方式,是停留、是空白、是沉思、是未知的视觉文本。绘画实践对我的艺术方法形成有奠基的意义。我的绘画不是从符号化开始的,是关于生命与时间的各种微观世界的图像,通过某种内在逻辑关系把这些碎片串联起来,让这些图像和符号之间形成视觉谱系。作品不只是视觉狂欢,应该引起观者心灵的触动或者思考。我是带着这种朴素的想法去做动画电影的。
巫鸿:所以在你的观念里,“动画”和“绘画”可以是相互的延伸,而不一定是像美术院校系所分类或美术史教科书里假设的那样,是两种判然有别的视觉形式或艺术媒材。你的这个看法实际上和古代美术中的一个普遍观念很相似,就是最好的绘画或雕塑应该是有灵性的,在观者的眼中或想象中是能够动作的。这才是艺术的真谛,而“不会动”的偶像不过是土木之躯。这种想象在中国和外国都很普遍,一些学者写了大部头著作,讨论这种“活的形象”。但是因为古代没有电影、录像、全系摄影这类技术,“活”的感觉就只能在绘画或雕塑的技术和风格中去寻找,比如绘画史中记载的吴道子就以此闻名。当代艺术家的一个得力之处是确实可以把静态的形象变“活”,一些录像艺术家已经做了重新诠释古代绘画名作(如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画室》)的尝试。但是你的《迷雾》又与此不同,它不是对现存绘画的诠释,甚至也不是对你自己的绘画的诠释,而是对绘画手段的扩充和延伸,用你的话说就是把“关于生命与时间的各种微观世界的图像通过某种内在逻辑关系串联起来”。在这个“串联”过程中,新的形象和想象又不断产生。因此《迷雾》中的有些形象是你的画中常常出现的,但有些又是新的,特别是速度和时空变幻的感觉特别强烈。你是否可以谈一谈在创作这个片子的过程中,哪些形象是新出现的?你对“动态”的感觉是怎样触动你的?它又是如何充满变数和未知性的?
张小涛:骷髅架、脚手架、钢厂、世界之窗等是新出现的元素,很多人以为用动物、植物来作为题材就是比喻或者象征,这是概念化的解读。任何物象对我来说都是有灵魂的生命体。我上初中时就很喜欢元代的《搜山图》,神与妖的角色反串,荒诞而神秘。手卷的展开就是时间、空间的延伸,每次站在重钢山颠俯瞰十里钢城特别感动,我很好奇古人何以在尺幅手卷中能展开千里江山?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的《死亡的胜利》用焦点透视表现中世纪生死相遇的戏剧化战争场景,显得浩瀚无比。我们可以图像分析和比较如何在有限的平面空间中,分别运用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的方法去展现战争的宏大场景?《迷雾》里这两种时空观是混杂在一起的。我读过您在文章中谈到您和学生做的实验,把古画上的印章和题跋用幻灯片回放的形式一一的去掉,最后呈现的是一张很陌生的古画,这个实验给我不少关于空间的启发:用视觉游戏去展开关于古画在时间痕迹和空间叠加中的视觉逻辑思考,其实那些题跋和印章本身是蕴含了信息的,它们和作品已经自然的长在一起了,被赋予了某种抽象的精神含义,所谓的“真”在此刻成为了“假”。去年6月我在深圳《世界之窗》给冯博一发短信:以前我在真的欧洲、美国取到了“假经”,今天我却在假的欧洲、美国取到了“真经”!真荒诞啊!所以我把骷髅处理成透明水晶的感觉,透明有“假”的感觉,“假”就是“空”,“空”就是“真”。
在片子的几个重要转场的地方,我设计了用脚手架和动物的并置来制造一种图案化的空间,用眩晕的速度感来表现建筑的生长周期,通过这种超速度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联系在一起。《迷雾》中画面的速度感和运动感,音乐中的节奏感都使得这个片子一口气就能看下去,我不希望影像只有无聊而空洞的语言游戏,拒绝观者的阅读。《迷雾》没有对白和剧情,是靠视听语言本身去说话的。关于变数和未知性,我与动画团队的合作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信息会损失很多。语言之间的链条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一直担心的。“微观叙事”这个概念引起了争议,叙事性在大家看来是很危险,微观和宏观的关系如何界定?并且强烈的视觉语言也备受指责,又用了很多的钱,还有人在网上谩骂,研讨会上的颠覆性意见,金融海啸让《迷雾》未来在欧洲巡展的计划也变得未知起来。我注意到年青人的反映普遍比较好,同龄人大多保持沉默,大多长者觉得不够简练,元素太多。对这个展览的评价是两极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西方来的策展人和媒体大多对这个展览中讨论的生命感、宗教感、现代性、中国现场问题都非常感兴趣。尤其《FLASH ART》 编辑Cecilia Freschini和我做了访谈并发表了作品,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欣慰。我也不知《迷雾》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我有些迷茫和伤感。不管怎样,这对我未来是很重要的心理经验。因为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谁也说不清楚未来是什么?
巫鸿:我感到对于一个作品的评价不能够简单地根据批评家的个人好恶或以往形成的批评标准作出决定,因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基本职能是提出新的问题,而不是对艺术风格和技术的完美化。这一点我在为这个展览写的前言里已经说过了。面对一件严肃的作品。评论者需要做的首先是对作品的内容、概念、语言和手段进行仔细的分析。我感到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的这种科学性还很不够,甚至往往没有“作品分析”的概念,结果一方面是艺术家的“意图”(intention), 另一方面是观者的“急就章”般的反映(reaction)。而艺术批评必须超越这两个方面,必须从作品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反应出发。这也是这篇访谈的一个目地。再回到《迷雾》这个片子,我第一次看这个作品时的最深印象是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都非常大。你是不是可以具体谈一谈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什么层次?这些层次又是如何衔接起来的?
张小涛:这里的时间、空间跨度是我现实经验和心理记忆的交织,比如原始森林、工厂、世界之窗、通天塔等宏观世界的空间变化,细胞、蚂蚁、蜥蜴、骷髅等是关于微观世界的生命在时间中的演变,晒大佛的那一场戏是冥想的心理空间和时间,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时间与空间似乎无法链接?我却相信它们之间是可以转换的。我想用它们来讨论现代性中蕴含的宗教感,现代化的代价和教训,个体生命的精神痕迹。微观与宏观的内在联系,在虚构和现实之间我想寻找视觉上的心理真实。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乡愁》最后一个镜头是诗人躺在废弃的意大利教堂里,近景是俄罗斯乡村的房屋,记忆和失忆、现实和梦境、故乡和他乡的相遇……时空错置的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给我如何处理空间的启示。时间是线的衍生,空间是体积的叠加,它们天然就是一个整体,我更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普遍性问题。以前我拍龙虾、蛋糕、草莓霉变的过程就发现它们的局部很像古代的山水画,这也启发了我在绘画中的语言实验。古人有以小见大“心眼”之说,禅宗也说:一花一叶一世界。最新的物理学研究实验证明:人的皮肤表层放大数万倍以后和月球的表层质地很相似,这是很有意思的比较。去年我在西藏哲蚌寺(Zhe Beng Temple)拍晒大佛(Sunning of the Buddha)的录像,我在对面山上看黑压压的信徒,就像我们俯瞰蚂蚁的搬迁一样,这种视觉经验对我处理电影中云雾散开佛像展开的那一场戏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有的转场直接从钢厂的管道到从细胞、心脏、血管中的抽象世界的神奇变化,后来又回到了蜥蜴的眼睛,蜥蜴继续展开故事。这是心像和镜像的交互关系。通过图形和物象大小的不停转化,镜头的叠加。用荒诞的意识流空间来间离动画电影中时间、空间中的完整性,这既是一种破坏,也是链接。这好比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的关系,利用时间、空间在运动中的相互转换、停顿来展开多重叙事。
巫鸿:谈到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影片和整个展览的关系。你谈到这个动画片是你在绘画中所作的一系列实验的发展和延续,但是它的制作又反过来刺激了你对绘画和装置的想象。请你说一说你对这个展览的构想,特别是对展览中的三个部分—电影,绘画和装置—的关系的想法。
张小涛: 我很喜欢徐冰、汉斯·哈克(Hans Haacke)、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这类似的艺术家,既饱含智慧又有批判性的力度。我希望是带着问题去展开自己的语言实验。2002年底我的工作室搬到了798,这是物理、心理空间的跨度。这个舞台以“神话”般的超速度发展,工业化的背景让我有时空错置的感觉,后来就自然演变到《迷雾》。我希望作品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深度的心理体验是四川绘画的精神血脉,从程丛林、张晓刚等早期的语言实验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从个人心灵和传统文脉之间对现实的批判性叙述。早期我思考的是个人和时代的差异性,现在我想找到两者的普遍性联系,或者说是共性。我想把个体置于历史舞台背景中用“显微”的方式来观照。我们得重新去讨论历史、现场、心灵的关系,持进化论观点的人看来似乎这些很土!也许这正是我们的独特性,对今天中国来说,建设性的工作比一味解构并模仿西方当代艺术的语言样式显得更为重要,语言实验不是目的,我们还得对意义展开持续的追问。因为只有作品和上下文发生关系时,这种语言实验才是真实的、具体的精神含义的载体。哪怕这里有乡土精神?也许正是这种乡愁和后工业时代的相遇,产生了某种独特的现代性。这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场的碎片中展开叙述的前提和背景。
这个展览的组成形式是装置、绘画、动画。我希望它们是相对独立的作品而又有内在精神联系的艺术语言,不只是从平面到三维到动画的简单材料变化,我想它们之间在视觉上是不同的转换和修正,可以理解为一个课题有三种不同的解读和观看方式。在动画的实施过程中大量3D建模的线稿对我绘画的观念改变很大。装置的方案一直在变化,从最初的还原钢厂的建筑群到中途想用战斗机来组装一个荒诞的四方连续图案,最后用脚手架、卡车、骷髅还原动画里面的场景,到底是微缩还是放大?我一直犹豫不决,骷髅生产的过程用了四个月时间,价格的谈判、技术和材料的不停实践、作品运输和包装(在奥运期间是很大的困难)。今年7月我在画碉楼前的卡车和骷髅这张画的中途感到心力枯竭,怎么都往下走不动了,这可是我在绘画中的极限经验。方案和布展现场的实施是有很大的差距,对空间的把握比平面上画图要复杂得多,把一千五百个骷髅架拿出来组装,并悬挂摆放成不同的造型,7个助手和40个工人白天黑夜的加班十天才完成,这种工作量是我没有想到的。把4辆载重15吨的开车开进展厅相当的困难,门小卡车大,随时都有出事的危险,我必须站出来。我感觉到绘画的展示有点急促,装置的场太大了!如果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可以展示绘画,这样对于绘画的观看要好一些,这种遗憾也成为了展览的一部分。后面的工作就是整理展览的文献和图片档案,比如:关于展览的研究性文章、访谈、研讨会、观众的博客、媒体报道等。我想通过出版来完整的记录并呈现这两年实验的工作过程。
巫鸿:你在展览之后还在继续修改《迷雾》,主要修改的部分是什么?为什么你感到需要修改?
张小涛:动画语言是非常技术化的工作,三维数字的信息化合成技术是有别于传统艺术、技术语言的处理方式,这里面的困难是如何在这些数字化的图像里转换艺术家的观念和语言?如何与动画团队进入深度的交流?怎样进行视觉转换?会有大量信息损失的问题,每一次的纠错都是通过草图的讨论再到数字化的计算来重新完成的。因为3D MAX、MAYA 的数字技术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我喜欢“试错法”,通过“错误”去修正、发现事物的本质。现在主要在调整音画同步中出现的问题,尤其陈皓的作曲有很典型的古典音乐叙事的特点,古典音乐单一的结构性和我在动画中碎片化、抽象性的视觉经验产生了悖论,这可能是美学上的矛盾和冲突,很难协调好?我现在都很困惑。以前我想请声音艺术家来配音乐,但是又担心缺乏结构,只是声音的碎片也不行,声音让人很难听下去。毕竟这是电影,音乐和画面是要有关系的,不是独立的作品,所以会在音效方面会加入一些工业的噪音元素,现在音乐的旋律感太强,还要留一些听觉的空白,需要静音的处理。我对动画电影后期的剪辑工作还不太满意,要让电影的结构更加简练一些。镜头语言的微妙处理是后期工作中的重点,《迷雾》开篇山水的一段和中途溺水的部分镜头都重新做了,空的感觉没有做够,9月我和助手们为此还去了黄山拍烟云和石头材质的素材,甚至有的镜头存在很细微的计算输出错误,这些都在改动,通天塔倒塌的局部镜头中,蝙蝠撞向建筑时的承接起合上还需要补镜头,需要更加微观的技术性层面的考究,这为后期至少增加了20%的工作量,不过我没有投资方要求市场回报的压力,可以不计成本的去修改,这是艺术家的方法,我相信好作品是改出来的。
巫鸿: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策展人,我很关心作品、展场、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媒介的作品如何在一个共同展场中相互配合。在我看来,虽然现在的国际双年展、文献展中的影像作品很多,但是实际上展览效果好的很少。常见的情况或是一间间小黑屋子,观众钻来钻去;或是一个录像的放映时间太长,很少有人能够完整的看完。结果往往是策展人的一厢情愿,对艺术家、观众都不够负责。我注意到你的这个片子很能抓住人,观众进了放映室常常会看完(在北京和迈阿密都是这样),这是值得祝贺的。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作为艺术家,你觉得这个片子最理想的展示环境和条件是什么?是单独作为一个“电影”来欣赏呢?还是作为一个影像作品纳入一个更大的多媒体展示环境?前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了一个独立的、与外界隔绝的虚幻空间(这是电影理论中常常谈到的),后者则是把这个空间打开,在不同媒介作品的互动中找到意义。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在古根汉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的大展采用了后一种方式,把电影作品完全敞开,其结果确实是融入了展览空间,但是作为“电影”的视觉和音响效果都必须人为地削弱。你在伊比利亚中心的展览中同时兼顾了“电影”和“展览”这两个模式,既保留了电影放映室又在内容和图像元素上建立影片、绘画和装置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但另一方面,“展览空间”和“电影空间”之间的固有矛盾仍然存在,甚至由于电影的强势而被更深的感觉到。如果把这个展览也当作一个“实验”的话,通过这个展览你对将来有关《迷雾》的展示方法有什么想法?
张小涛:2002年我去参观卡塞尔文献展,顺道去科隆路德维希美术馆(Ludwig Museum)看马修·巴尼的个展,我对这两个展览的印象都很深!文献展中的录像几乎都是跑着看的,有好作品也没有时间细看,很多录像看一眼,就再也看不下去了。马修·巴尼的个展用了三层楼,有大量的剧照和道具,这个展览可以看成是当代艺术和电影制作生产的关系,华丽视觉的当代神话叙事,让中国人还是很难深入解读的。当时我想这可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艺术家,所以才蕴涵了这么大的能量,全方位的展示这种全新的视觉经验。我也一直在思考这种问题?在叙述性和当代影像语言实验之间是有临界点的,叙述过多显得冗长沉闷,只是影像语言实验,看一眼就索然无味,人的眼睛面对运动的图像比静止的图像更有好奇感,这是人的生理本能反应,所以在时间、空间、运动感、速度感、语言节奏的变换上我得下工夫,既让观众可以“视觉阅读”,但不是流畅的“阅读“,我会设置一些“视觉陷阱”或者说“视觉障碍“,观众看完之后是有疑问的!看绘画我有一种经验,如果第一眼没有搞定,停留下来再观看的可能性很小。尤其今天视觉泛滥,谁有那么好的耐心看下去?如果没有叙事的“通道”,这个“迷宫”都进不去,只有自己玩了。以前看国际大展览中的大多录像就感觉是“走马观花”地看电视节、电影节,很疲倦。昨天迈阿密新媒体单元的策展人也问我这个问题:如何在作品中既保持这种深度的观念思考又保持作品在视觉上的大众化(Popular)?从北京到南京三年展的放映厅里面总是有很多人,这是让我很吃惊的!我在网上搜《迷雾》的信息,不少观众写博客评论这件作品,这是很有意思的互动。最理想的展出方式是“电影空间”和“展示空间”之间的结合,对技术准备和展览经验要求都是很高的,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个展要好控制一些,群展就不好说了,这次动画展出的方式我还不是很满意,事实上动画展览的空间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妥协,很多地方连录像空间最基本的设备都不具备。
未来这个展览的展出我想用“分解”的方法来呈现,比如下次只展绘画和动画,或者只展动画和装置,三者在一起需要更丰富的展示空间,整体在一起的展示容易相互消解。观者在未进展厅之前先看装置或者绘画,有些感性认识,再看动画,当他们看完片子出来以后,面对这些装置或者绘画,会有另外的思考和解读。我想下次在录像空间之外,展示一些草图、文字、传真、邮件、QQ聊天记录等,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让观者看到展览背后的“原材料”,这种展示可能更具有“继续实验”的特点。我用动画、装置、绘画三者的结合,有别于马修·巴尼的电影衍生产品的展示,我既强调这三者之间它们彼此的内在关系,更重视它们各自的完整性、独立性。我希望这种尝试是关于“电影空间”与“展览空间”之外的独立经验,最近我在 798看了西丽·娜沙特(Shirin Neshat)《没有男人的女人们》的个展,也有这种感觉,她的作品既不是电影也不是录像,片子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既独立又相互成为一个整体。总体感觉比电影语言更简练,又比录像的语言实验多了叙事上的特征,这也是两者之间的实验。她的语言华丽而病态,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很吸引人。看来视觉上“好看”并不是什么坏事?
巫鸿:当代艺术中对视觉的怀疑当然与概念艺术的兴起和流行有关。但是在理论上“概念”和“感官”并不是对立的,对视觉效果的强调也不必一定导致文本的取消。以概念和文本代替艺术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具有过渡性质。这种做法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某一阶段是很有意义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它把概念上的问题突出出来,使艺术家在思辨的层次上考虑艺术。但是这种思考终究还是要回到和艺术本身有关的问题,终究要超脱文字,化为视觉的、空间的和时间中的表现。你上次说到你将开始另一部电影的构想和制作。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吗?这个新作品和《迷雾》有没有内在的关系?
张小涛:在做新的电影之前,我将做一个关于“汶川地震”的10分钟动画短片《痕》(Scar),把动画语言做得更自由,用物象痕迹和心灵痕迹的双重叠加来表达在灾难来临时,个体受到的心灵创伤的关注,艺术在今天如果还有意义的话?依然要讨论艺术是良知的表达,是温暖的救赎和关怀。这是生者的责任和义务。
我想未来三年做一个关于《萨迦寺》的片子,前期的工作已经展开了。明年5月我和团队会再次进西藏萨迦寺体验生活。计划请历史学家陈世英、藏学家熊文彬也去现场讨论和工作。我很感兴趣萨迦北寺的废墟和南寺的关系,因为西藏有很复杂的地缘政治、宗教、民俗等问题,这么宏大的题材是很难驾驭,需要很多的电影专业的助手,从小处入手。从考古学家的线索中展开萨迦寺的历史画卷,我很喜欢萨迦寺的壁画,设想可不可以通过今天的唐卡画师和元代萨迦寺壁画的比较来展开工作,把历史的碎片进行拼图,去发现藏传佛教对这个民族的深远影响的痕迹。用藏传佛教绘画去敲开这个大门。关于形式我还是想以动画为主体,另外拍张建林老师在萨迦北寺的考古和日常生活,让两者有一种交互关系。我可能做成两个短片,但是这两个片子都是关于萨迦寺,一个是古典的部分,另一个是考古学家和萨迦北寺废墟的关系。现在正在编剧。《萨迦寺》和《迷雾》都是在关心生命和时间的关系,尤其面对历史的废墟,我们如何去展开今天的视觉考古?寻找在今天古典文明基因的碎片、痕迹,《迷雾》的研究对象是重钢的“生命”演变,《萨迦寺》研究对象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废墟的碎片的关系?我试图找到它们和当代生活的精神联系?这个选择也许很危险,但我试图去把握这种看起来不在“现场”的工作,就像现在常说的“危机”,我想既是危险,也是机会。
巫鸿:听起来很有新意,特别是古与今两种时态通过各种角度的互动和对话—包括现代唐卡画师和元代萨迦寺壁画,考古学家和萨迦寺历史,废墟和现存寺院,纪录片和动画等等,可以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这和《迷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希望能够早日看到这两个片子。这次笔谈接触到的问题很多,也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你对《迷雾》的想法。谢谢。
张小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从9月我们在上海访谈录音数据的遗失,到这次更加深入的笔谈,真是坏事变好事。让我获得了如何从思想观念、形式语言、视觉、时间、空间、图像分析等方面,去深度的解读一件作品的全新方法,使我更清晰的梳理了《迷雾》的创作思路,对未来的工作方法有重要的启示,我将铭记您的知遇之恩。
 
2008年11月21日-12月12日